———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博士
中国证券报记者 张玲 博士
记者：什么是高新技术？如何界定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有什么显著区别？目前对这些问题人们没有统一的认识。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张军：近年来，美国Nasdaq的成功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一些人认为我们需要模仿它，通过政府行为快速造就一个二板市场出来，培养一批高科技新兴企业。然而，高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是：（1）高科技企业的治理结构是独特的，不再是传统企业意义上的权、责、利相制衡的结构；（2）高科技企业的组织方式可塑性强，不存在时间上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它是一种崭新的企业类型；（3）高科技企业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企业，而体现的是一种劳动雇佣资本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包括科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家是最重要的因素。
进一步讲，传统企业规模比较大，它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层次、管理功能都是为了配合大企业而塑造成的，需要更多的协调；而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它的产生完全依赖于高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只要有一项科技产品，科技发明人或其他人就可以去创办企业，所以，一开始，企业的规模都非常小。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传统企业是先有市场，才去搞投资，生产产品；而高科技企业是看不见市场的，它只凭技术上的发明和创新，把技术推向市场化和产业化，因此，它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没有固定模式，没有经验可循，完全是探索性的，所以，企业的成活率非常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对美国硅谷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高科技企业的治理结构五花八门，无法用传统的理论去解释，而且传统的理论都已不适用了。就新技术发明家办企业而言，这里的企业家角色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也有很大的不同，对他而言，直党比规则可能更重要。
最近，人们对中关村的体制和模式讨论较多。值得肯定的是，中关村成功地使科学家从大学和科研院所里走出来，去进行创业。但中关村的做法与我们不完全相同，即我们往往认为，一个企业就是个有形的、有边界的、固定的东西，且企业人员一般不太流动，这种组织和制度，用贬义词来讲，就是僵硬的；用中性词来讲，就是固定的。而硅谷的企业、美国众多的中小企业与我们概念中的企业则完全不同。它们的企业与市场的区别是微不足道的，基本上很难说什么是市场，什么是企业，企业和市场融为一体。而在东亚经济中，特别是在日本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企业和市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举例来说，日本的劳动力就业往往是终身制的，原材料供应只同一个或少数厂商签定长期合同，而不象美国企业，同众多的厂商签定短期合同。因此，日本的企业各种交易关系都很固定，基本上对市场没什么反应。一旦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目前整个世界需求不足了，日本的企业就很难作出迅速调整。
记者：那么，企业制度和效率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可不可以说一种好的企业制度就一定是有效率的呢？高科技企业的成功是否也归因于其企业制度与以往不同？
张军：其实，一种企业制度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效率，是否有效率取决于它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或称适应能力。反思台湾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企业的平均规模比较小；二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的特征明显，比如，在化工行业，大量企业平均只有五年的寿命周期，服装、家电的寿命周期则更短。目前，人们对台湾中小高科技企业存在两种印象：一是台湾中小高科技企业很成功；二是台湾政府对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扶植很大。
台湾企业，相对于韩国企业来讲，在目前看来很成功。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就产业发展来讲，人们偏向于认为韩国比台湾成功，认为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出口比台湾好。当时韩国和台湾都瞄准了世界市场，所不同的是，韩国关起门来做大国内市场，通过开发国内市场，降低企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然后再出口，用进口替代促进出口，在汽车等产业方面获得很大成功。当时，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台湾在汽车产业方面的失败，是因为台湾产业政策有问题。韩国只有三家企业生产汽车，而台湾却有大量的企业同时生产汽车。电子产业方面，台湾也往往是加工零、部、配件，真正的主机开发并不成功。所以，台湾政府才搞新竹高科技园区。现在看来，评判一种企业制度的好坏、优越不优越，要密切联系企业所处的环境如市场需求条件和技术状态。象韩国企业，当环境处在较稳定的模式时，企业容易成功；当环境变恶劣时，企业就跨掉了。现在世界性的需求萎缩，我们马上看到了台湾企业制度的优越性。这说明，一种企业制度不存在绝对的效率。
目前，很多人认为，台湾中小企业的成功政府起了很大作用，如搞了很多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担保基金和其他贷款等一系列的政策扶植。但台湾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假象，就象现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一样，也给人一种假象。自92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相当快，资金哪里来的？的确，台湾政府给了中小企业很多政策，但那些政策并不重要。最根本的是，直到今天，台湾民间信用仍然占中小企业信贷非常高的比例。这说明，在得不到政府贷款时，民间信用会活跃起来。当然，政府支持也是必要的，但不能夸大政府的作用。
记者：有人说，目前我国发展高科技的产业准备不足，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对此，您持何种观点？
张军：我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很难说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经济就能增长了；而是经济增长了以后，产业结构才能升级。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不应是外在的、简单地靠人为或政府的推动来实现的，当然政府有它的作用，但从本质上讲，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从理论上讲，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看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哪一个产业，首先要看开放经济给它带来的贸易模式，贸易模式决定增长模式。说到底，就是要看中长期内，决定这个国家现有生产能力的竞争力在哪里，到底在哪些方面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找到分工的位置。你缺少这种产业，是因为你现在不拥有这种资源的结构，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现有的生产能力也不具有竞争力，所用产业才弱。
产业结构是内在的。产业结构要升级，必须用有优势的产业换没有优势的产业。在我国，目前最重要的优势在于那些比较符合现有生产能力结构、现有资源结构的产业，如制造业中的加工工业，资本密集度不是特别高的产业。90年代中期，我国大量出口机电产品、家用电器等，用这种行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提高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弱势，如高新技术。中国的高新技术开发是很缺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短期内没有办法靠产业政策来解决，要有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不是等待，是要靠那个有优势的产业来发展和带动，用已有的东西换没有的东西。产业发展了，经济增长了，进口增加了，大量的东西引进来了，通过本土化，慢慢地带动了人均资本、人均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所以，如果把产业结构的变化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它显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那么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起什么作用呢？是不是搞一些技术园区、开发区或经济特区就能解决问题呢？建立技术园区、开发区或经济特区，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也可能有一些其他战略性的考虑，但最终还是要看这些技术园区、开发区或经济特区是否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记者：回到发展中小高科技企业问题上来，您认为是韩国模式好呢，还是台湾模式好。对于我国中小高科技企业而言，融资渠道真的那么重要吗？美国的新经济形态，特别是美国小企业的治理结构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张军：发展中小高科技企业，资金是个问题，但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韩国模式好，现在又认为台湾模式好，它们以中小企业为主导，认为信用问题重要，所以，中国要发展中小高科技企业，就是要解决资金渠道问题。我们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非常快，快得超乎我们的想象。最近，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我国98％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真正的大企业只有8000家。可见，中国并不是大企业为主导的经济，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当然，大量的中小企业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高新技术企业，大量的都是简单的加工工业企业。但产业结构的现状、经济发展的阶段就决定了我国的中小企业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和技术含量。就是简单的加工工业对经济增长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一味地追求高新技术和扩大技术含量是没有意义的，要看其能否与经济增长有机地联系起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规模的扩大，专业化的程度就会提高；反过来，市场规模扩大了，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就会越来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来越大了。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要做的就是服务。当然贷款担保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提供良好的、安全的制度环境。这就需要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不要管那么多；其次政策要有一致性和连续性。企业的分工、规模的发展和生存，是对市场规模发展的一种理性反应，不是人为干预的结果。
从美国经济中看到了知识经济的形态，今后可能不会再有大规模的资本市场了。我们在看美国高科技、网络等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要反思，为什么这种产业没有产生于日本、欧洲？这是因为美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即拥有全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本，最年轻的科学家和最雄
厚的资金。这种比较优势就决定了其贸易模式，贸易模式决定了其经济增长模式。
美国的新经济形态与小企业的治理结构非常相关。一般意义上的常规的大型规模的企业已经不再是经济的新增长点了（象波音、福特等几代人经营的企业）。新型的企业多是小型的，没有固定的治理结构，应变能力非常强，并通过企业不断地更迭来维持经济持续地增长。据此可以推断，将来不会再有今天这么大规模的资本市场了。因为过去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是为了解决传统大企业治理结构的矛盾，满足福特、勒克菲勒等想把企业做大的需要。而从现在美国部分企业的发展情况看，发展大企业的微观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不再需要大企业了，不再需要大企业治理结构了，也不再需要靠传统的资本市场和衍生交易品去发展企业了，也许风险投资将来越来越重要。
记者：您认为，在我国发展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张军：发展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面临逻辑上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有两层含义：一是有风险投资就必须有二板市场。其实，二板市场不是风险投资的唯一出口，就象很多大企业不一定非得发行股票上市那样，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什么强调二板市场不是风险投资的唯一出口，就是因为证券市场往往存在过度利用的问题。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把它简化成为通过发展二板市场来促进发展风险投资。
二是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是不是条件不成熟就不能发展。目前条件不成熟，就不搞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但不搞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就永远搞不清楚哪些条件具备，哪些条件不具备。同样，不搞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也就不知道怎样规范和管理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面临到的一个两难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