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记者 张玲 博士
在深圳“高交会”期间，记者慕名采访了深圳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深圳市委主任委员、深圳大学教授陈国权先生。他高兴地对记者说，“高交会”开得非常成功，它使老一代知识分子科技梦想得以实现。我国科技事业虽几经曲折，但看到一座城市能够这样重视高科技，把高科技作为中心任务来抓，让人激动万分！特别是，深圳市用高科技成果交易会来迎接特区诞辰20周年，这更加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而深圳市从市府到企业界再到全体市民用这样大的热情来开“高交会”，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财富。乘着陈先生的余兴，记者就发展我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他。
记者：您曾多次撰文指出，我们发展高科技要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请您谈谈亚洲金融危机对发展我国高科技有什么启示？
陈国权：去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经济忽视发展高科技的弱点。美国经济学家曾讥笑亚洲四小龙是“做香肠的机器”，别人喂猪产肉，你搞后道工序，把精肉挑出来做香肠，聪明又便当。亚洲经济对高科技重视不够，主要体现在：亚洲这些国家只注重商业贸易、进出口贸易、金融运作，没有及早地引进、研究和开发高科技。即使重视教育，也只是注重培养操作型人员。香港读理工科的学生少，高材生都是搞金融、搞贸易、搞转运业。韩国政府支持科技研究开发取得一些成绩，但后来却一味支持大企业盲目扩张，把大公司搞成空架子。马来西亚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金融操作够勇敢，不亏损60个亿不住手。就连被认为开发得最好的日本，实际上对高科技重视程度也很不够，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日本悲喜剧”。80年代日本发展势头迅猛，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日本在引进方面的能力极其强。但到了90年代，日本奇迹仿佛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这个“经济动物”面对九年来的经济衰退一筹莫展。归根结底，日本对基础科技的研究还是比较差的。比如，二三年前，美国有许多媒介报道说，美国国防用的大规模的集成电路都靠日本进口，美国人觉得问题很严重。但二三年后，国际互连网一上来，日本就远远落在后面。目前从总体上讲，日本在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日本在赶超美国技术水平的时候是很成功的，在生产方面超过了美国，日本银行的市场能力亦比较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话，够国际化水平。但当日本赶上美国一班船后，它发现又有另外一班船要赶，来不及喘气。这就是日本体制的一个缺陷。主要原因就是不注重打基础。一个国家不注重科技的基础，其发展后劲毫无疑问会受影响。这种影响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但长时间一定会看出来。亚洲一度曾拥有的繁荣主要得益于西方大量的资本流入，这是亚洲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在科技方面有三点值得借鉴：一是不懈地支持基础研究，包括没有经济效益的能源、环保、航天、生命科学等；二是大公司把研究与开发做为生命线；三是遥遥领先的风险投资机制。美国经济学家把这种努力归结为一个内在增长模型，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世界已从炒劳力变成炒资本再变成炒知识。
记者：我们都知道，发展高新技术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些前提条件有时可能起的约束作用更大。您认为，发展我国高科技，应该优先注重什么呢？
陈国权：打好基础一方面是指要重视基础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有足够的研究开发经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指打好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深圳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现在可以说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今年10月份，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准备在深圳召开。北京有69所大学，上海有49所大学，那里的科技力量是很强的，但它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并不高，上海只有10％，而深圳科技成果转化率却高达90％。为什么？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与北京、上海相比，深圳具备体制优势，即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因素较多，还有改革开放20年来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最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比较先进。深圳的骨干高科技企业几乎都是合资的，长城计算机虽是典型的国有企业，但它与国外都有很多合作项目，合作基本上不受50％控股权的限制。合资企业，它们的机制不得不变。从所有权来看，它们已经进行了改造；从经营权来看，也发生了变化，如采取授权经营的方式，结果这些公司对高科技产业的贡献都比较大，中新兴就是例子。可以这样说，那些没有转变经营机制的国有企业对高科技产业的贡献是相当有限的。再者，我们有大量的民办高科技企业，现在有500—600家，包括华为，它在研究、开发方面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超过30％的科技人员从事研究开发工作。它还与内地高等学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研究开发，并采用职工持股制度，靠这个激励机制进行创业。华为的老板占的股份并不多，最多不超过10％。98年华为销售额接近100个亿，99年华为销售额可能超过100个亿。可见，不能轻视这个内在力量。只要能充分发挥这个内在力量，公司的生命力就会很强。
深圳曾试图搞几个销售额上百亿的企业集团，但最终效果都较差，可以说没有成功。相反，象华为、康佳，你没去管它，它却成长为百亿集团。这说明，这么多年来深圳市政府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花费不少力量。市场机制基本建立起来了。正因为这点，深圳才显得跟北京、上海有所不同。反过来讲，我们在高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仍处在不完善阶段。如果说深圳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深圳毫不犹豫地、坚定不移地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现在缺少一个市场机制，那就是风险投资和风险资本市场这个机制。没有这个机制，说你科技成果转化多少，高科技产业发展得多好，真正能够把人们的创造力挖掘出来，把知识的价值、创新转化成资本，有见识的人是不会完全相信的。
记者：您认为政府在发展风险投资中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陈国权：我一贯认为，风险投资不能靠政府，而应该由人大制定法律，由政府建立市场环境。政府不要去开“店”，即搞风险投资公司，“店”应该由社会来开，因为政府出钱开店，资金就是政府资金，最后肯定是有去无回。
当然，我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并不否定政府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关键是政府怎么参与，政府与市场不能“同流合污”。完善的市场机制必定要有一种力量，超脱市场，指导市场，这种力量就来自于政府。政府指导市场与强调市场本身并不矛盾。比如，美国有个反垄断法，但它同时还有一个专利法，实际上就是垄断法，强制你非垄断不可。为什么？因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存在一些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力所不及的地方。这时就很需要政府出面，体现社会的意志。当然，受利益的诱惑，一些政府可能直接参与到市场中来。所以，我一直反对政府创收，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去搞创收，政府创收是现在政府很多弊病的最主要的一个根源。
怎么看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基金，首先是很多国家都这样做过，如日本、美国。美国小企业局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即由政府出钱，但美国政府允许其贷款来支持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历史上它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最初小企业局的投资占全美风险投资2＼3，但到今天为止，小企业局的风险投资只占全美风险投资的1％。这说明，它正在消亡，它只是一种过渡。我不是完全不同意政府成立这种基金，但是这种基金应该限制在贷款抵押担保方面，而不能直接由政府去运营。而且这种基金要支持的主要是那种处于创业初期的企业，而不要支持那种处于中后期扩张的企业。目前，深圳成立这个基金有很多正面效应，比如政府对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视，这种重视是实实在在的，这会激起整个社会对这方面的关注。而且现实中，在很多方面也有必要政府给予很多支持。比如，企业的研究开发方面，尤其是与地区发展有关的战略性的研究开发，一般企业不一定能搞，并且大多数企业是搞不了的，这就要政府出面来搞。假如政府基金能够用于这些方面，这个基金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有一方面我不同意，即说政府基金坚决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这种说法是做不到的。政府的每一元钱与市场中的每一元钱性质完全不同。政府资金隐含着政府担保，其风险、责任和利益一定是不对称的。运作成功的话好处在企业，失败就推给政府。说到底，政府搞企业基金千万不能做为
一种典范和模式来推广，它只不过是一种过渡。从长远来看，还是要发展民间投资，尤其是合伙制组织形式的风险投资公司。目前这种形式占美国风险投资的80％，非常有活力。
另外，风险资本不能靠商业银行。创业者手无寸铁，没有抵押。银行政策再倾斜也斜不到这个地步。银行商业化越彻底这种可能性就越小。国外投资银行和银行控股的公司有一点风险投资，但也是组成合伙制，并且独立于母公司进行运作。
记者：依您之见，可否依靠国外风险投资来发展我们的风险投资呢？
陈国权：远离风险投资所在地的风险基金，对科技企业的帮助，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但在局部地区或内部出现危机时，就无法立即采取行动解决危机，这其中存在着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沟通问题。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硅谷的风险基金不会到波士顿投资的，波士顿的风险基金也不会到硅谷投资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创业资本、风险投资有什么新特点，这个问题我正在思考之中。我观察了一些美国风险投资在亚洲的运作，总体上来说，我的看法是它们所运作的与我所主张的风险投资差距甚远。它们大多数投资都属于扩张期的投资，即后期投资。如金蝶，到了成熟期，外国人来投资就是来摘熟桃子。如果我们的银行进取一点的话，就该给金蝶提供贷款。与此相反，果子却被外国人摘去了。总体来讲，外国在亚洲的风险投资主要是后期投资居多，真正介入企业创业期的投资很少。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但从改革开放政策来说，应该欢迎它们进来。不是说现在看不清楚就不让它们进来，最低限度它们的管理和运作经验可给我们一些借鉴，这个好处是肯定的，而且企业还可以得到资金。
记者：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二板市场与风险投资的关系呢？
陈国权：没有二板市场，也就谈不上风险投资。虽然我国搞二板市场的条件还不成熟，金融形势不允许，法律准备不足，会计制度、公告制度、经纪人队伍还没有成熟，但不成熟不等于不能干。当初搞股票市场的条件也不成熟，但现在股票市场也发展得轰轰烈烈。关键看怎么干。我建议另设一个二板市场，充分吸取主板市场的经验教训，在法规方面、市场运作方面做更充分的研究和准备。能按照国际惯例运作起来更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搞二板市场不要跟国内正在搞的买卖小企业混在一起。搞二板市场，哪怕最初搞得小一点，经过试验再把它们做大。希望尚未建立起来的二板市场能够沿着一种比较健康的轨道发展。因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太重要了，正因为太重要，所以担心就比较多，但一切事情都是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建立二板市场，就是建立风险资金的释放机制。没有出口，无法获得高增长阶段的高利润，就无法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而让资金卷入常规业务，风险投资的功能就丧失了，退化为普通基金。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放开、立法，在市场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市场会造就它自身，但要有一个过程。而关键是要让这个过程开始。
依靠境外创业板市场的问题，我想能到境外上市的科技公司应得到鼓励，但不能没有自己的创业板或二板市场，缺乏国内广大投资群众的参与，风险投资市场机制是无法建成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风险资本基本上是就项目融资，有时效性，有始有终，而不是就总目标融资，不是组成一个科技大金库，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科技基金或科技银行，中创和南山基金就是例子。风险投资公司还是风险投资基金，无论怎么叫法，是“制造”公司的公司，而不是银行。
不少人对建立风险投资市场机制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信心不足，但我是乐观的，原因是中国在知识界的长期努力下，科技成果有一定的沉积，知识生产力尚未得到完全的解放。正确的政策可以引发一轮新的经济发展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