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外的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来说,中国是一片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多年来,由外资机构主导的投资额都超过本土机构主导的投资总量。
然而,与以前的政策不同,如今的中国对外资的政策不再优惠,甚至于这两年来,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红筹新股几近绝迹,外资VC和PE的退出路径严重受阻。
那么,VC和PE在中国市场的前景如何?中国风投距离国际市场还有多远?
赢周刊记者 庞华玮
对话嘉宾:
阎焱:软银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
诸立力: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主席
张帆:红杉中国基金创始人、执行合伙人
外资还远远不够
赢周刊: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是亚洲最大的信息风险投资基金,我听不少分析人士说,“阎焱一举一动都牵扯到国内风险投资的走向”。所以请问,你最近有什么新动向?怎么看现在国内的风险投资市场?
阎焱:3月30日我们第三支基金关闭了,我们融了11亿美元。我们从开始到关闭只用了三个月时间,这是在亚洲这么短时间融的最大基金。现在我们总共管理有22亿美元。
对于国内的风险投资市场,一点不夸张地说,2006年中国已成为全世界风险投资和融资的一个中心。2006年美国和欧洲所有著名基金都到中国来了,像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美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设立了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目标的投资公司,把办公室放在香港。而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之一——黑石基金也进入中国市场,它非常高调地把原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拉过去了。
更有趣的是,去年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成为中国政府官员和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认为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事实上,目前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良莠不齐。
赢周刊:制约“红筹上市”路径的政策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但似乎并未动摇海外风险资本坚定的中国战略。在2006年新筹集的风险资本中,超过一半的风险资本来源于海外,所占比例高达65.1%。你掌管的软银亚洲也是海外资本,你怎么评价目前中国对外资的政策?
阎焱:我记得两三年前,我们和天津市政府做了第一家非法人制风险投资基金,这要归功于当时的天津市长戴相龙,他做过两届人民银行行长,所以对金融的功能非常了解,他的一个观点是希望天津的金融走上一个新台阶,所以我们做了第一个中外币基金,当时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做出来。到了今天,我们跟官员谈话中,大家都会提到风险投资。但是如果你跟他谈什么叫GP(注:管基金的人),什么叫LP(注:投资基金的人),98%的人都不懂。
现在的中国政府在鼓励风险投资和限制外资两方面徘徊:一方面风险投资是街头巷尾人人谈论的话题;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出台了75号文。据我知道75文号出来后,没有一家海外投资公司的项目被批准过到海外上市。
实际上真正的外资流入比媒体说的要小得多。举个例子:2006年是中国风险投资历史最高的一年,达到17.6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40%多。但是这个数字与全世界相比,与中国的经济需求比起来,不过是杯水车薪。事实上,美国去年的风险投资是260亿美元,以色列2005年风险投资基金是18.8亿美元,比中国历史最高值还大。
英文有一句话:说是一回事,真的前进是另外一回事。尽管美国大的基金都来过中国,但是从统计数字看,真正流入中国的钱非常少。我们听到舆论界在惊呼中国的风险投资过热,但是实际上风险投资跟中国的经济增长相比,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诸立力:事实上,中国急需资金。如果就整个市场而言我们并不缺少资本,我们有很大的流动性,我们甚至有3万亿美元资金都在中国体系内流动,但是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流动性引到需要的地方,这个问题就是要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来解决。
赢周刊:中国的风险投资是一个即将破灭的泡沫,还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旭日?
阎焱:中国整个资本市场有94%~95%,也就是将近30亿,是银行的存款,它们的平均年回报率是2%~3%,最近增长了一些,大概也不会超过5%。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比如美国,存款只占资金的不到50%,而在中国,去年这个数字是96%。
套用一句行话,中国目前从政府官员到地方,大部分还是在忽悠阶段。什么时候28亿存款中有1%、2%开始流向风险投资,什么时候才是我们风险投资发展的机会。
培育与世界接轨的VC和PE
赢周刊: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过去十多年在内地投资了超过十多亿的项目,从你的角度看,内地VC和PC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诸立力: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公认的行业协会;创投行业和私募行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规范。VC和PE这个行业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职业,它影响我们招募和留住人才。
此外,缺少这样一个衡量标准,我们就没有可靠的历史记录,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比其他国家高得多,对我们融资也非常不利,这直接影响了本土风投和PE的规模,我们如何在国内进行私募?所以跟国际比,中国VC和PE的规模都比较小,平均规模在1.8亿美元左右。
第二个挑战是退出机制的问题。这是大家每次都要提到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可靠的退出市场,能够让接手VC投资的人来接手。其次,要让中国公司受惠国际市场。我们不但要扩大国内IPO市场,也应该鼓励海外的退出战略,包括利用海外的资本市场和IPO。
第三,要吸引人才,把最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我们这个行业来。我还在英国读高中的时候,当时16岁甚至更年轻的人每天都可以免费看《金融时报》,在中国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海外VC不能只看易摘的果子
赢周刊:风险投资的本质是投资高科技企业,但好多海外的VC到中国后,却好像变了味。红杉基金在美国是一个技术超级投资者,特别关注科技,到中国来之后你们的投资是不是也不例外的出现了异样?你认为中国的领先技术能不能走向国际化?
张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VC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项目不是技术创新项目,更多是服务类项目。我们红杉基金也是这样,在目前投资组合里,我们也有相当多的资本是投到了服务型的企业里,更多的是应用一些国际领先技术,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服务。
谈到创新或者最先进的技术突破,在中国目前来讲,土壤、环境并不是非常完善。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大学科研机构,还有其他的创业团队,它们很多的时候跟市场有一些脱节,很多好的科技创造、科研成果并没有得到产业化。
在9年前,风险投资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投了企业里面的管理软件,但到现在,那些企业基本都死掉了。为什么呢?中国的企业很少把自己企业发展的核心价值放在使用软件上,这跟美国等国家目前的大企业的竞争优势、态势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拿着这些软件找国内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会买这个软件。为什么?很多国有企业有政府特权,它垄断,发展非常好,利润很高,它为什么要买软件呢?你去找私人企业,私人企业说,我是搞出口加工,我低成本,我雇很多工人,人工比软件还便宜,我为什么用软件呢?
赢周刊:你们今年会对技术型企业进行投资吗?还是会保持审慎的态度?
张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重视技术的企业开始慢慢出现了,这是红杉基金密切关注的一个潮流,像我们投资的优视网,利用P2P技术在互联网上进行视频直播,它播放将近500个频道的电视节目。这个技术领先于世界其他公司。还有半导体芯片设计,我们投的卓胜半导体,它设计手机电视的芯片,让手机可以观看数字电视直播,在这个技术上,中国和韩国公司、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已经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将来像UUC、卓胜这样的公司都会把产品做到海外去。但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国门还需要很长时间,目前中国企业更适合打国内产品,而不适合把产品卖到海外去,因为还存在一系列挑战。
赢周刊:未来几年,技术能够在中国腾飞吗?你觉得风险投资在这方面对技术有什么影响?
张帆:中国技术的前景非常好。大概三五年后,像一些领先半导体技术、电信技术、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可能都会在中国涌现。我认为,对中国技术方面的推动,风险投资作用非常巨大。从很多角度看来,政府在这个层面上起到的作用远远比不上风险投资。
赢周刊:你看到的情况,中国资金是不是已经开始投资技术行业,还是说外国公司在这方面仍然占了上风?
张帆:我认为,在这领域,本土风投做得不错,甚至短期之内做得比海外VC要好。
很多海外来的VC看到中国有很多赚钱的东西,它们会跑去投服务行业,比如经济型酒店、投餐饮业等,海外VC其实有很多近期的回报预期。与此不同,从2000年左右到现在,本土VC做了很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在科技园区里、孵化器里,把企业培育起来了,现在由于股改,中国中小板也有很多公司上市,这也是对海外VC的一个挑战。
海外VC也不能只是看比较容易摘的果子了。高科技、高创新的早期企业,虽然花的时间长,但是最终历史证明,从长期来讲,它的回报是最高的。而且国外VC也应该看到中国在向创新型国家转变,也开始专注早期技术有突破的企业。从长远来看,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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